我是洞庭湖边长大的孩子，生在一个小村子里。
那村子实在太小，太微不足道，小到一九九八年发大水时，为了保武汉，差点要炸开湖堤泄洪。
那时我还没出生。九八年的水，是我从父亲的醉话里支离破碎地拼凑起来的。他说，那年水涨得很快，今天还在脚下，明天就到了腰，后天仿佛要爬到脸上来。有人哭，有人骂，有女人舍不得柜子里几样值钱物件，非要回去拿，最后被人硬拖了回来。
后来，武汉保住了，堤没有炸，村子也还在。
父亲说到这里，总会停一下，然后说：命大。
我故乡那块地方，像是生来就欠了水的债，隔几年总要还一次。雨一下起来，天就低了，湖就涨了，沟渠满出来，田埂不见了，鸡躲到柴堆上，猪在圈里哼哼叫。老人把米和油往桌上搬，小孩被训斥着不准往水边跑，可他们总还是要跑的——在这小村子里，平日也难有这样的新鲜事。
水退以后，堤坡上的草总会黄掉一大片。
我第一次认真看那些草，是某个水退后的下午。大人们忙着清淤，我跟在奶奶身后走泥路，一脚踩进去，鞋子就拔不出来。她弯腰替我把鞋抠出来，沾了一手黄泥，又顺手在旁边的积水坑里淘洗，嘴里念叨着：
「你这伢儿，以后有什么用？走个路都走不稳。」
那时候，她的头发还没有全白。
我被她拽着走过堤坡，低头看见那些草被水泡得东倒西歪，贴在地上，草叶上挂着泥浆，根被冲出来一截，白生生的。我以为它们都死了，可过了几天，太阳一出来，那些草又从黄泥里钻出一点青，慢慢地挺立起来。
草这东西贱，怎么弄都弄不死。
但人不是草。
那年汛期，村里死过一个人，是隔壁的三爷。那天他喝了酒，脚下一滑，脑袋磕在石头上，从坡顶滚到坡底的草丛里。等女人们叽叽喳喳地找到他时，人已经僵硬了。
大人不让我看，我还是偷偷跟了过去，从花花绿绿的裤管缝里往里望，看见他那双没了血色的脚上只剩一只鞋，另一只不知道掉在坡上什么地方。
那片草丛那年长得格外旺，绿得发亮。村里老人说，人血肥田，草当然长得好。
大家听了这话，都做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，随后也只是笑。
一个人的死和一场雨，似乎也没有什么区别，落到土里，很快就不见了。
三爷死后不久，他那条黄狗还在门口趴了好些天，怎么撵也撵不走。
狗比人实在，不知道死是什么意思，只知道等。奶奶说，这狗没人喂了，于是端了碗剩饭过去。后来她回来，剩饭还在手里。她说，那条狗也不见了，兴许是跑了，兴许是被偷了，谁知道呢。
那一年我还小，不懂死，只觉得三爷突然不在了，像一棵树被人连根刨掉，从此再也看不见了。
又过了一两年，家里断了粮。那时父亲坐在门口抽烟，抽得很凶，烟屁股丢了一地。
我饿，但不敢跟他说话，就跑出去玩。
刚走到村口，我看见几个小孩在追一只黄鼠狼。那东西跑得比狗还快，我也跟上去，追了很远，一直追到坟地边上。
有人说它钻进坟堆里了，大家便不敢再追。
回来时太阳快落山了。父亲还坐在原来的位置上，影子被夕阳拉得很长。
他问我跑什么。
我说，追黄鼠狼。
他问，追上没有。
我说，没有。
他突然发了火，一巴掌扇过来：
「没用的东西，这辈子也追不到什么。」
那一晚，我的脸一直是烫的。那时我只觉得他可恶。
父亲其实也追过很多东西。他倒过货，跑过车，南下打过工。年轻时追钱，追女人；后来钱从手里漏走，女人也跑了。
我问过他，我娘去了哪里。
他只说：跑了。
有一年过年，他喝多了酒，在桌上吹牛，说自己年轻时多么风光，睡过多少女人。旁人忍不住揶揄他，问他的婆娘去了哪里。
他仍然维持着笑，只是脸涨得通红，生硬地举起杯子说：
「喝酒，喝酒。」
不知怎么，这事后来成了村里的笑柄。每次遇到村里那些大孩子，他们总朝我做鬼脸，喊我「没娘的野种」。我恼羞成怒，想冲上去打他们，可往往被围起来掀翻在地。他们做完这些，便大笑着跑远。
父亲脾气坏，喝酒、骂人，也动手打人，村里人说他混账。
混账就混账吧，他也不管了，像一只破碗，什么脏水都往里盛。
可我不信有人生下来就是混账。人是一点一点坏掉的，像灶上搁久了的一锅汤，起初还能入口，没人管它，隔一夜就发馊，再隔一夜，就只能倒掉。
他什么都没有了，只剩一口气一直吊着，把他吊得越来越瘦，越来越干瘪，像一条风干的鱼。
我不想替他开脱。人被打疼了，会记一辈子。甚至后来别人只是抬一下手，脖子也会下意识缩起来。
有时候我想，他是不是也恨过什么人？他恨的那个人，是不是也曾经打过他？
但我没有问过他，以后大概也不会问了。
我恨他。
我也恨这里。
我离开村子的那年，十五岁，堤坡上的草刚好又黄了一回。
头天晚上，奶奶没怎么说话，只是把我的书包翻出来看了看，又放回去。第二天一早，我醒来的时候，她已经坐在灶边了。锅里煮着挂面，两个鸡蛋卧在上面，汤还在冒泡。
她看着我吃。我吃得很快，她说，慢点，没人跟你抢。我就慢了一点。
吃完后，她把碗收了，从围裙兜里摸出一把零钱，塞进我的书包。
她说，出去好好吃饭，别和人打架，冷了记得加衣服。
乡下人大多这样，不说舍不得，不说想你，只说吃饭、穿衣、路上小心。
坐上班车时，奶奶站在路边。车窗玻璃很脏，我看她看不真切，只看见她一只手扶着电线杆，另一只手抬起来一半，又放下去了。
车开动了。村子退到后面，水渠退到后面，堤坡退到后面。
坡上的草在风里轻轻摇着穗子，越来越远，越来越小，最后什么也看不见了。
现在想起来，那碗面我应该吃得再慢一些。
离开村子以后的日子，也没什么可说的。只记得城里的草长在花坛里，修剪得整整齐齐，方方正正，不像坡上的野草，乱糟糟的，东一簇西一簇，想往哪里长就往哪里长。
牛吃它，人踩它，水泡它，太阳晒它，它也没什么意见。
它不像树，有一条看起来体面的命。树可以长高，可以成材，可以被人砍下来，做成桌椅板凳。
草没有这样的命。
草贱，不值钱。
草只是长出来，绿一阵，黄一阵，被水淹一遍，被火烧一遍，第二年风一吹，又冒出来。
只要泥土里还有一点根，春天一来，也由不得它不活。
今年，我回了一次村。
村子比记忆里更小了。许多房子空着，门锁生锈，窗户破了洞，屋里长出藤来。
年轻人都走了，留下的老人越来越少。有些人上次回来时还在，这次已经不在了。
我去了坡上。
风很大，湖面上起着细碎的浪。堤坡上的草已经青了，是新的一茬。
脚边有一堆烧过的灰。我蹲下来，摸了摸草叶。草叶割了一下我的手指，血从指尖落下去，很快渗进土里。
过了这么多年，我终于还是把一点血还给了这片坡。
远处有人在喊一头水牛。那牛不理人，低着头继续吃草，嚼得很慢，很悠闲，尾巴甩一甩，赶走屁股上的飞虫。
牛的世界里，大概没有洪水，没有死亡和离别，也没有什么非走不可的远方。它只管低头吃，吃完这一口，挪挪蹄子，还有下一口。
草被牛吃掉，过些天又会长出来。
人被日子吃掉，却不一定了。
但能多长一天，就多长一天吧。
长得不好看也没关系，东倒西歪也没关系。反正春天不缺我这一棵草来装点什么。
坡上的草在我身后轻轻晃着，风一来沙沙响着，照旧活着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