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时候，家里院子不大，篱笆圈出了一个小小的天地。
我个子太矮，翻不出去，甚至连头都探不出来。这个用木条和绳子围起的小世界，就是我生活的全部。
可即便如此，我依然喜欢趴在篱笆边，透过缝隙朝外张望：河水悠悠流向远方，树儿在风中轻轻摇晃，大雁排成整齐的队伍掠过天空。
我望着那遥不可及的景象，心里泛起些模糊的憧憬。那时候我不知道世界有多大，篱笆外的风景就是我能看见的全部。
后来我慢慢长高，背起书包上学。清晨出发，黄昏归来。
其实放学并不晚，但我总贪玩，东跑西晃地拖到天快黑才回家。
有时候，奶奶会带我去一趟县城。
一辆破旧的大巴车，吱呀晃荡着驶过乡间的颠簸土路，两张票，十二块，几个小时的路程，我坐在挡风玻璃后面，像个乘风破浪的船长。
到了县城，在热闹的街头转一圈，买些在镇上难得一见的零食，或是看几眼明亮的橱窗，然后原路返回。
那时候的我，以为世界的尽头就是县城————只需一辆公交，就能「环游世界」。
直到有一天，父亲从他说的「外地」回来了，带着大包小包，装满从未见过的零食、会唱歌还会发光的玩具。
原来在几十里路之外，还有一个更大的世界。我拉着父亲的衣角，哭着求他带我一起去「外地」。我以为，只要踏进那座梦寐以求的大城市，就是抵达了世界的尽头。
后来我真的长大了。
我去了他工作的城市，一个小小的三线城镇。高楼比村里的房子高一些，街道比镇上的宽一些。再后来，我去了更大的地方，见了更多的人。
我见过高楼林立的都市，穿着西装的白领匆匆而过，乞丐在大楼的阴影里缩着脖子。
我见得越来越多：看见繁华与贫穷并存，人情温热与冷漠交织。我见证了有人一夜暴富，而后瞬间坠入赤贫。
我亲历或看见生离死别，权谋纷争，感受爱与恨、嫉妒与自卑。
我读历史，看王朝覆灭；听人民呼喊自由，旗帜划破长空。
我试图理解这个世界，试图从更高、更广的角度，用思想去丈量万物。
我越走越远，思考得越来越深。
我曾以为，思想是我唯一的自由。
只要我能想象，就没有无法抵达的远方。脚步丈量不了的，眼睛可以看见；眼睛看不见的，语言可以描述；连语言都无法到达的地方，交由想象去开拓。
我以为，那就是自由的极致。
直到我被困在了那里。
思想的边界，并不像我曾想的那样广阔无垠。它是一间无形的牢房，越是探索，就越深陷其中。
我开始怀疑一切不曾怀疑的东西，开始解构一切崇高与神圣：我审视道德，发现那不过是脆弱群体为了生存而妥协的契约；我凝视爱意，看到其中往往掺杂着激素反应与利弊权衡；我剖析理想，它褪去光辉后，常显露出欲望更为骨感的原貌。
一层一层，剥皮拆骨，支撑我站立的信仰与概念一个接一个倒下————直到最后，连「怀疑」本身，都成为了我怀疑的对象。
我触碰到了所谓「虚无」的实质————它不是什么张牙舞爪的怪兽，而是当你看着窗外车水马龙，却觉得这一切喧嚣都毫无意义的、彻骨的麻木与黑暗。
我曾以为，只要穿越它，就能找到新的真理。
但我错了。
那尽头，不是光明，而是一片彻底的、不可修复的空洞，是连想象也触及不到的地方。
思想也有尽头。
思想需要依附于某种载体，正如黑字需托于白纸。而当语言试图描述某物时，它便已杀死了物本身，语言本身就是一种背叛。
于是我开始沉默。
生活还在继续，太阳照常升起，外面的街道依旧喧闹，可这一切仿佛都被隔绝在了厚厚的玻璃之外。我走到熙熙攘攘的街头，看着人们为了生计奔波、为了琐事争执、为了短暂的欢愉放声大笑。我试图跟着他们一起笑，试图重新扎进那份热气腾腾的烟火里，却发现自己像是被褫夺了感知的能力。
我听得见声音，却感受不到其中的意义。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喜怒哀乐、生离死别，落在我眼里，似乎都只成了冷冰冰的、按部就班的客观事件。
我看着镜子，镜中人的轮廓分明熟悉，眼神却陌生而空洞。我不再知道自己是谁，更不知道每天醒来的意义。我开始害怕镜子，也害怕人群，更害怕深夜中那个在死寂里向更深处坠落的自己。
我把自己打碎，又把碎片捡回，手里的一切，分明再也拼不出一个完整的「我」。
我曾徒劳地试图用肉体的痛苦唤醒自己。割腕、撞墙、自残……不是为了死亡，只是为了「能感觉点什么」。
可连疼痛也麻木了。
我的神经没问题，是意识死了。
后来我不再挣扎，任由这种虚无将我蚀空。我依然像个正常人一样吃饭、工作、在一个个人事交际里机械地勾起嘴角。
我走在人群中，披着完美合身的人类皮囊，凭着生物的本能与社会的惯性醒来，又在巨大的疲惫与内心空耗中闭上眼睛。
世界没有意义，语言无法抵达真实，思想最终背叛自身————三重枷锁同时套在我身上，我上不去，也下不来。
我曾以为自己走出了篱笆。
原来不过是从一个牢笼，走进了另一个更大的牢笼。
小时候，我的世界太小，于是我向往篱笆之外的风景。
如今，我终于看到了这世界的面貌，却发现它不过如此————大得空旷，空得沉重。
至少那时，有篱笆的地方，还能幻想「篱笆之外」。
而当界域无限扩张，连幻想的空间都只是沧海一粟，绝望淹死了这个孱弱的灵魂。
原谅我吧，原谅我。
